在同盟国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和联合国成立80周年之际，中俄两国于2025年5月9日发表重磅声明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用长达3000字的体量共同展现出反对美国对中俄两国“双重遏制”的姿态，同时揭露出后冷战时代以来美国加速破坏大国战略稳定的作为与恶果。虽然中俄历次联合声明曾多次提出需要维持大国战略稳定，但对于美国颠覆战略稳定、追求战略优势进行如此直接且有深度的批评则是罕见的。诞生于1958年核威慑与核战争恐慌条件下的战略稳定概念，是我们深刻理解冷战时期美苏大国关系实质以及后冷战时代大国关系演变的一项核心概念与关键切入点，了解其缘起、运行及遭受破坏的历史颇具启民意义，可助力我因应大国竞争时代。
一、防止核突袭与战略稳定的概念缘起
被冷战史大家刘易斯·加迪斯称为“长和平”的冷战，实际上是核时代超级大国建构、维持并寻机破坏“战略稳定”（Strategic Stability）态势的一种权势竞争模式：例如，1980年代里根政府所谓“星球大战”计划便旨在通过建设天基反导及天基进攻性武器来推翻美苏战略稳定，借此通过构建苏联无法承受的军力优势从而逼迫苏联就政治经济改革、撤兵东欧等关键问题顺应美国的意志；1970年代尼克松政府同苏联达成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和反导条约，则在于通过构建战略稳定从而维稳美苏关系，避免苏联利用增长中的强大国力去颠覆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宏观地看，不同于核时代之前的维也纳体系及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冷战期间的大国秩序及其依赖的战略稳定奠基于两大支柱：一是以核威慑、核战争等暴力介质为基础的物质力量支柱，二是战争及危机前后当事方及时管控事态、增信释疑，持续传递威慑、战争、和解等信号的沟通联系与战略互信支柱。由此，当代战略稳定包括“军备竞赛稳定”和“危机稳定”两大层面，这根本促进着主要大国的“长和平”局面，20世纪后半叶因而构成近代以来人类长期和平发展的罕见普惠增长期。
冷战尚未爆发前，基辛格的导师、古典现实主义大家摩根索便先知般地指出，20世纪是一种反常的存在，国家权力受到的限制少于近代以来任何时代；控制核武器超越了任何民族国家的能力，这使得主权国家处于“复古”状态，政治家首要职责就是避免核毁灭；核武器是有史以来国际关系结构内唯一真正革命，根本上改变了对外政策目标与手段之间的目的，核国家之间的战争不再是政治的延续，而变成了互助式自杀。摩根索进而怀念近代西欧古典战争所具有的温和节制和不决胜负特性，认定冷战前期美苏关系极度缺乏共有文化和社群规范，这种极度危险状态与核武器的极端恐怖效应相结合，构成国际政治的最大不稳定因素。
美苏关系从冷战一开始便陷入上述大国政治困境，导致冷战早期秩序缺乏基本稳定要素。面对核压力，苏联亦步亦趋，1953年8月在美国热核试验后不到九个月便运用更先进的氘化锂技术试爆氢弹，很快便同空基核载具相结合，美国源自二战的所谓“珍珠港时刻”安全焦虑在核时代被显著放大，被敌人核突袭的深刻恐惧导致美苏安全困境迅速恶化。
历史地看，五十年代后期在美苏构建舒缓冷战的战略稳定进程中，除去体系、国家和决策者多重因素发挥影响，制约双方对抗性关系进一步恶化的核心因素源于现代威慑理论、技术手段和相互威慑关系之成熟，次生因素表现为美苏双方致力于研判对方核威慑和战略意志，包括战略战役意图、战略学说变化、危机期间紧急通讯机制和相互威慑信号捕捉。
面对寻求战略稳定的共同渴望，1954年以来美苏围绕开放天空以供彼此核查、防止核突袭等关键事项开展先期和谈，虽然未能形成领导人峰会期间的战略成果，但1958年底双方在日内瓦先行召开防止核突袭和核战争的首轮专家组会议，对战略稳定问题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为准备此次会议，美国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于是年8月在当代史上首次概括“战略稳定”的内涵：“战略稳定即指免于突然核袭击的状态，此种状态需通过共同限制军备的协定来达成，与此同时需核查并知晓对方的意图与实力，且严重依赖于彼此反击力量的均等‘脆弱性’之上。”
国际政治学界进一步细化了战略稳定定义：当任何一方都没有发动针对对方第一次攻击的动机时，大国间的经典战略稳定便存在了，因为双方都认识到另一方可通过报复手段摧毁攻击发起国，据此，经典的相互威慑状态得以形成。詹姆斯·阿克顿据此把战略稳定界定为核国家之间形成的稳定威慑关系：如果危机中任何一方都不担心对手首先发起核打击，或者具有改变力量态势的动机，核国家间相互威慑便处于稳定，进而构成“经典战略稳定”（即核战略稳定）；“经典战略稳定”基础上，经贸相互依赖和新质常规威慑等促进的大国间战略稳定被称为“复合战略稳定”，“经典战略稳定”是促成冷战之所以“冷”及其平稳落幕的关键，“复合战略稳定”则为后冷战时代平稳大国关系、促进国际持久和平指明了现实方向。
1958年美苏防止核突袭会谈中的美方代表团，此次会议首次提出战略稳定的概念。
上述有关战略稳定的定义指出了相互确保摧毁、战略核军控、核透明和加强战略联系及领导人即时通讯等日后构成美苏战略稳定的框架。有关定义在五十年代末便规划和限定好了后来美苏大国战略稳定机制，即战略稳定应由“危机稳定”与“军备竞赛稳定”双重构筑：“共同限制军备的协定”至七十年代落实为《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以及《削减战略武器协定》；“彼此反击力量的均等脆弱性”日后体现为1972年《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核查对方的意图和实力”演化为美苏危机联系热线及至90年代初形成的《开放天空条约》和核查机制。显然，1958年美国提出的战略稳定概念，可高屋建瓴、言简意赅地对美苏冷战及双边构建战略稳定的历史加以深邃解析，并成为美苏双边追求战略稳定的行动路线图。
二、美苏战略稳定的运行结构及其促进大国“长和平”的功用
借助自由制度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框架，美苏战略稳定所仰赖的基础可归结为：美苏相互间以核均势和核稳定为基础的战略克制与战略稳定；美苏筹措并维系全球范围内双边行动规范；有选择性地构筑美苏相互依赖制度，并加以维持和变革；相互依赖带来相互义务，据此可进一步促成美苏双边共同利益。相关战略稳定机制包括：（1）美苏战略核军控以及核均势和战略平衡机制；（2）相互核查及国家间信任构建机制；（3）元首及专业部门的危机联系热线机制；（4）防止海空摩擦事故机制、防止核战争及核危险管控机制；（5）对苏经贸、信贷、技术转让以规锁其对外行为的“联系”机制。正是秉承“在混乱中建立基本秩序”的战略稳定愿景，基于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美苏双边外交推演出渐次清晰的战略稳定内涵，两国至七十年代第二次“缓和”时代将相关概念深化为维护战略稳定的诸项护栏机制，以此，基辛格为代表的战略稳定构筑者谋求建立大国间得以相互依存的约束网络（a constraining web of interdependence）和建设性互惠关系，相关制度机制产品一直延续至后冷战时代。
其一，美苏战略稳定日臻成熟的重要表现在于，双边生发出管控新质技术手段武器化对战略稳定和防止意外核冲突造成负面影响的自觉意识。具体来看，1970年开始，美苏战略稳定磋商很快便关注到了预警发射（Launch on warning）问题处置，基于避免未经查证的核预警导致一发不可收拾的首轮核打击的战略稳定期望，1970年5月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很快针对预警发射发表战略稳定宣言，即“任何政府或任何国会都不会采用这种战略。”又如，是否禁止发展分导式多弹头技术（MIRV ban）曾成为七十年代前期美苏战略稳定磋商的重要事项，类似的战略稳定谈判气候和政治生态有力地降低了美苏冷战对抗烈度。
1967年美苏首脑会晤期间，美国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向苏联总理柯西金解释为何大国部署反导武器不利于战略稳定，约翰逊总统在旁陪同倾听。
其二，在最关键的核军控战略层面，美苏达成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ALT I）成果，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ALT II）则由福特、卡特政府继续推动。除去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这一时期实现战略稳定的护栏机制还包括《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禁止临界核试验条约》等关键协定，由此构筑起双边核均势与核稳定。
其三，七十年代时美苏暂时不再追求以“绝对安全”和绝对军事优势为目标的防务战略，彼此开始寻求基于审慎和相对安全原则的“战略克制”。进入七十年代中期，苏联各类陆基及海基弹道导弹数量虽然多于美国，为2347枚比1710枚，但美军分导式多弹头技术及导弹打击精度强于苏军，美国海基核优势得以同苏联陆基核优势抵消，美苏战略均势（strategic parity）得到巩固。同期，根据1972年《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美苏放弃针对对方大规模部署反导武器，标志着双方共同认可“相互确保摧毁”核战略所带来的战略稳定，两国在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御武器方面的军备竞赛得到历史性缓解，战略稳定与“缓和”高潮来临。
其四，美苏开始有意识地深入搭建相互核查机制，进而丰富彼此间“信任构建”机制（Confidence-Building）。前者以服务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相互国家核查机制为标志，后者则以1972年历史性的《美苏关系基本原则》（Basic Principles of US-Soviet Relations）为核心，并以学界并不熟知且最终流产的美苏《核互不侵犯条约》（Nuclear Non-aggression Pact）为标杆。特别为确保美苏限制战略武器及反导武器协定履约，美苏1972年年中首次达成不途经对方领土而督查军控状况的“国家技术核查手段”的共识，由此，美苏逐步承诺不干涉技术核查手段运用，不故意阻碍对方合法的空基及天基核查。这就使得随同侦察卫星性能不断提升而强化侦收的遥感数据及信号数据成为促进美苏军控和大国战略稳定的重要因子。不断充实的国家技术核查手段承接着美苏五十年代末曾预想的开放天空及防止核突袭重大倡议，下探至1992年落地为《开放天空条约》。
其五，尼克松、福特政府在继承先前美苏高层联系热线机制的基础上，全面现代化直通双边元首及专业部门的危机紧急通讯热线（Direct Communication Link），由此，美苏高层及各军种之间直通联系热线成为大国战略稳定和护栏机制的关键组件，特别地，高层联系热线机制通过增加威慑信号释放的“威慑有效性”，进而显著增加了“战略稳定性”。
由此可以看出，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的美苏关系史主要围绕构建、编排和构建有利于自身的战略稳定局面而展开。其中，战略稳定构成五十年代末美苏第一次“缓和”及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末第二次“缓和”的追求目标，美苏军备竞赛及不同时期威慑理论的演进则属于两国动态追求有利于自身战略稳定局面的安全政策工具，八十年代前期的对苏“新冷战”则为美国右翼力量重建有利于自身的战略稳定局面的施策结果，苏联退出东欧、退出冷战、退出全球南方、单方面巨量核裁军的过程本质上体现出苏联失守对美战略稳定。
从长时段视角来看，五十年代末艾森豪威尔政府所开创、七十年代尼克松、福特及卡特政府所全面构筑美苏战略稳定的思路和遗产，虽然历经新右翼力量的摧折，但始终是共和党内温和派及民主党内进步人士的理论尊奉。即便是苏联急剧衰落的1990年，老布什政府仍旧同苏联达成“进一步降低爆发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风险，通过进一步稳定地削减两国战略武库来确保战略稳定性、透明度和可预测性”的战略稳定愿景，个中思路无不凸显“既能使自己活，也能够让对方活”的战略稳定智慧和谦逊且懂节制的“缓和”思维。
三、美国对当代大国战略稳定的破坏与颠覆
自八十年代伊始里根政府掀起对苏新冷战以来，上述战略稳定机制和制度产品便开始遭到美国新右翼力量的侵蚀和放弃。总体来看，1989年至1991年冷战终结以来，美国总体致力于压迫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空间和影响力范围，在选择性继承部分美苏战略稳定机制遗产的基础上，通过不断侵蚀美俄战略稳定进而寻求更全面的战略优势，巩固“单极时刻”，这是导致2008年至今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破碎带诸多地缘战争和冲突的核心背景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详细列举了美国破坏战略稳定的种种作为，在此笔者挂一漏万地进一步揭示美国相关举措的危害和本质。
首先，美国对俄国等大国就近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乃至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实质性破坏1972年《限制反导弹弹道系统条约》（ABMT），并最终于2001年12月退出该关键条约。早在五十年代末，美国政府便承认，“战略不稳定”指一方发起的主动进攻行动导致对方被消灭，但对发起者没有损害的情况；同时，美苏战略核打击力量的简单“均势”并不意味着“战略稳定”，因为两国资源禀赋及城市工业复合体的形态与分布不尽相同，但关键在于，战略稳定建立在不设立有效反导系统这一双边共识和战略态势之上。由此可见，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后全面追求战区及战略反导优势之努力，不得不让其他核大国忧惧美国致力于保持强大首次核打击能力及先发制人的核实战思想，这是根本破坏大国战略稳定结构的倒行逆施。
其次，美国退出《开放天空条约》，侵蚀美俄核查机制的有效性，弱化了自身核武库的透明性；同时基于退出《中导条约》，命各军兵种大量发展新型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和新质洲际弹道导弹，在相关盟国对其他大国进行抵近部署并进行海基核武器扩散，强化延伸威慑，颠覆地区战略稳定。
美国在罗马尼亚对俄抵近部署的战略反导系统。
美国在菲律宾对华抵近部署的“堤丰”中程弹道导弹系统。
再次，美国政府坚持利用核提包以及所谓政府连续性计划发扬实战核威慑，对其他大国进行果决的全面核战争以及核斩首。紧随总统近身的核提包可以帮助总统团队利用不到10分钟完成发起核攻击的识别、评估、沟通、发射等流程。在一些最极端的危机情况下，战略空军司令部指挥官对总统汇报核战争态势的简报会被压缩到仅为30秒，总统可在6分钟或更短时间内做出全面核打击决策。其间，核提包发挥着总统得以在不同避难地点穿梭时进行紧急核战争指挥、控制及通信的不可或缺战略效能，构成美国长期炫耀自身核实战能力、向外界展现其有实力破坏战略稳定的关键威慑讯号。
正因为美国决策层通过时刻紧握核提包进而夯实实战威慑能力，面对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1994年9月对美倡议双方均应放弃核提包、以构建俄美新时代伙伴关系时，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副总统戈尔当即予以否定；戈尔暗示核提包是必要的，因为核扩散态势构成新的核危险，总统需要做好准备，以应对新的拥核国发动突然袭击。美国最高领导人不愿放弃使用核提包进而始终构建强大实战威慑能力的美国核战略本质和战略优势心理昭然若揭。
面对美国国家安全权势集团破坏战略稳定、追求优势的历史观和战略实践，基辛格坚信，完全通过物质上主导来寻求安全是对其他国家的威胁，一国绝对安全必然意味着所有其他国家的绝对不安全，故而基辛格为代表的战略稳定者相信，“缓和”理念牵引下的战略稳定智慧可以避免美国陷入冷战早期摩根索等战略家忧惧的“无节制帝国主义”（unlimited imperialism）陷阱，但美国右翼力量的道德自负、优势型国家安全战略理念及其过度意识形态化实践，是导致美国在后冷战时代频频冲击大国战略稳定结构的哲学根因。美国右翼未能看到，坚守大国战略稳定的经验和智慧，不仅是护佑世界和平的必要举措，同时也是美国自救和得以平滑衰落的必要仰仗。
为构筑未来中长期事关重大的中美复合战略稳定，冷战时代美苏经典战略稳定的特定运行机制和治理经验值得中美两国特别是美国重拾和汲取：美国新保守主义力量需要正视并遵守“既要使自己活，也要让对方活”的战略稳定哲学，正视人类政治文明的生态多样性；美国需要改变国家安全战略自里根时代重新激发的强调外部威胁、追求绝对安全、张扬黑白二元论的弊病，共建稳定有序的国际秩序，重拾不同大国共生共存的宝贵社群意识和文化规范，修正自身十字军主义以及全球化美国信条的癔病，重归美国最高领导人曾经呼吁的东西方“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因为我们分享很多共同理想和抱负”的政治觉悟和战略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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